产能过剩,即生产能力总和大于消费能力总和,简单地说就是供大于求。自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强调把化解产能过剩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第一批19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名单,而据报道,国家发改委、工信部正在联合起草和制定化解钢铁等五大行业产能过剩的方案。
化解产能过剩矛盾,迫在眉睫。《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近日专访了福卡智库首席研究员王德培。他认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产能的理解应该要具有更宽泛的理解在爆发危机后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过剩产能,也只能全世界共同消解,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回避的。在王德培看来,目前中国的政府表面是行政分割,实际上是集团化、公司化,而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市场具有碎片化,这也意味着根治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是去政府化,任何行政命令和措施都只能治标不治本。
对产能过剩的理解上海经济评论:产能过剩在中国不是一个新概念了,你怎么理解产能过剩?王德培:中国的产能过剩是这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的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华尔街击鼓传花(金融衍生品游戏)的崩盘;第二阶段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两者是连带的。两者发生的前提实际上与中国有关。
第三阶段轮到中国。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云集中国形成大量产能,继而产生外汇储备,我们又将外汇储备提供给美国人,到它那里就转变为流动性过剩,推动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创造,最后便是崩盘。这就像多米诺骨牌,美国是第一块牌、欧洲是第二块牌,中国是第三块牌。
这是一个难以绕过去的全球性话题。能量是守恒的。既然是百年一遇的危机,是三大地区经济体共同闯下的祸,那就要去面对它、消解它。
我指的产能是在爆发危机后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过剩产能,也只能全世界共同消解,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回避的。但现实是各国都不想把危机扩展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然后就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美国、欧洲、日本都是这么做。
这么做的后果一定程度上又扩大了产能。2008年金融危机,几乎全世界的政府都回避它(产能过剩),用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去对冲。
说得严重一点,就是饮鸩止渴,不仅没有消解产能,还加大了产能过剩。实际上,中国产能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说是冷战结束后直接形成的。
冷战结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全世界的企业云集中国,所以产能过剩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才是量化宽松,它加大了产能。但不能把第二位当成第一位。
然后都说是四万亿的罪过。要把问题分开来讲,本来是去产能,结果反而增加产能。这是不对的,但不能把这个不对当作全部。上海经济评论:有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产能周期分三个阶段。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以生存型消费品为主。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以家电为主的发展型消费带动重工业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到现在,以汽车、住房为主的发展型消费带动重化工业发展。而这三个阶段都出现过产能过剩,只是过剩的内容不同。
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王德培:这样的说法有它合理的地方。比方说,目前消费在一个什么层面上,然后在这个层面上,商家蜂拥而至。
这就形成过剩。市场经济有两面性。市场的正能量把生产力唤醒。
负面能量就是产生过剩。所以每当市场消费到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意味着为下轮产能过剩奠定基础。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视野应该更宽一点。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连起来的过程。如果在这个背景下来看,就不是简单的某个行业的问题。此外,中国的市场经济又有另一个横切面。
这个横切面是和市场经济的深化有关。市场经济越是深化,它的产能越是过剩。我将中国从1978年以来的发展概括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年开始到1992年,这个阶段基本是消费品的市场化,由计划经济变成承包制。和你之前提到的,有吻合之处。
第二个阶段是1992年之后,民营企业大量崛起,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然后形成过剩。1980年代,主要是解决短期为首,它的过剩不是主要的,是货币式过剩,由货币通胀引起过剩。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为标志到2013年,这个阶段过剩是全方位的。第三阶段,2013年后的10年。
在这个阶段大宗商品资产价格、利率和汇率将在未来十年内全面的市场化。第四阶段,2023年后的10年。这个阶段才会出现真正的国民待遇、国内和国际大市场的价格基本兑现。
届时对我们处理过剩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只有到第四个阶段,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转型。从1978年到2040年,中国要花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实现市场经济间接性的转型。我们国家的计划性经济是从1949年开始的。
所以我认为,从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40年代,这一百年内,我们有两个圈。一个是计划经济圈,一个是市场经济圈。但这两个圈有一半是叠加在一起的。
今天中国的复杂就处于这个叠加期--既有计划的又有市场的。拉开看,是两个五十年,但实际上这两个五十年之间既有计划,又有市场,而现在处于叠加期的中间。
所有的复杂就可以从这里来解读。上海经济评论:是否存在对产能过剩的误解?比如现在提到钢铁是产能过剩的行业,但实际上钢铁的产量是增长的,而且产能利用率也不低。王德培:就钢铁而言,在2006年,国家就要求淘汰7600万吨产能,但是同期它新增了多少,4.4亿吨。
什么原因呢?举个例子,京津冀是中国雾霾最严重的地区,北京的雾霾直接和河北省有关,那北京要对河北省进行打压,提出来要河北消解一半产能,所以河北省面临着重大的政治压力。但是河北省以往的做法都是以环保的名义进一步扩大产能,原来炼铁炼钢的地方换了环保型的、绿色的新方法。为什么淘汰是小的,增量是大的?就是以环保的名义,上了一种新的工艺。然后在统计中,新的工艺耗能是减少多少,排污减少多少。
这就像在辩论中偷换命题。用新的生产方式代替老的生产方式,再给它戴上环保的帽子。这个问题的复杂表现在它也是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
我们总量是超过的,生产方式是落后的。这两个问题本应该要同时解决。但很多省市偷换命题,把第二个当做主要问题。
既然我非环保、非绿色,把它变成环保、绿色。结果总量上变本加厉。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们现在处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叠加期,在这个叠加期里面,一方面是市场,一方面是政府。严格意义上来讲,人类经济史上,都没有像中国产能量这么大、发展速度那么快。
改革34年,常年在9.9%的增长。跨入新世纪之后,我们都在10.4%的增长。《共产党宣言》描绘的,什么是市场经济,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句话完全可以套到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的现状上来。
比如我们造船能力是多少,是全世界造船能力的总和。钢铁、水泥的产能都是占世界百分之五十左右。那这样的奇迹是怎么来的?有几个原因。首先,中国各级政府都是变向的集团、公司。
这些集团、公司利用它们的政治权力,能力所及地调动一些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配合下,经济发展就前所未有的快。现在市场是分割的,在分割情况下,各级政府都是土围子。
不管经济再怎么差,都可以不计工本地就地消费。很多人在想,产能过剩说明市场不需要了。
不需要就说明它活不下去了。可中国的情况复杂得多。
因为现在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中国表面上行政分割,实际上是由一个个空间的省市、地级市、县、镇集团公司分割形成的。
它是一个碎片化的市场。所以形象的表达,在碎片化的市场下,过剩的产能被藏污纳垢了。
所以,要真正地去产能,严格意义上来讲,要等待市场经济的深化。那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国家工信部要求对19个行业去产能。工信部下达的行政命令,也要行政机构去执行。
但它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公司化的行政机构,是被碎片化的国内市场。你说,它的执行力能达到多少?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和市场经济深化不够的公司是无法破产的。
底特律一个城市都能破产。但是我们的公司却不能破产。正文未完,请点击分页上一页12下一页全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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